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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社会表征理论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重要成果，有力地冲击了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现代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美国版社会认知理论，为社会心理学走出“危机”带来了崭新的理论视角。本文主要阐述了该理论发生的历史脉络及其理论内涵，并简要地评析了该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关键词： 社会表征 锚定 客体化
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实质上是人类省思自身社会存在的一种智识追索（intellectual pursuit），它围绕着中心论题——人类如何既是社会绵延不辍的原因，又是社会形塑而成的结果，逐渐发展出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1]。从人类智识追索的现实发生来看，它无不根植于一定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并非纯然是简单的知识生产。诚如美国心理学家James S. House所言，社会心理学作为一知识生产系统，其发展史也远不止是思想与理智的发展史[2]。其间，欧美曾于不同历史时期因着各自在政治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而在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上互有影响。确切地说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单向渗透，也形塑了对方的智识追索。这一点可以用Waller 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来解释。该理论强调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中形成了一套权力结构系统，有些国家（大多数是欧美国家）处于权力核心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则处于该系统的边缘。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均衡性决定了核心国家在文化与学术上对边缘国家具有支配性的影响[3]。若对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作以粗略梳理，便不难看出欧美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凭籍其在权力结构系统中的相对影响力，形塑了另一方的学术探索。质言之，社会心理学发展史实则是欧美于权力结构系统历史演化进程之中，在理智线索上两相对话的历史。两者在对话中相互借鉴，但又切合自身所处社会文化脉络有所创造，即所谓本土化。
一、社会表征理论发生的历史脉络
以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成长历程为参照背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成长则主要经历了两个“美国化”（Americanization）阶段，前一是欧洲社会心理学理智传统被移植入美国，经历了一个在地化的发展过程（1945年以前），后一则是美国在建构起主流社会心理学（实验社会心理学）话语霸权之后，于欧洲本土进行殖民化再生产的过程（1945-1966年）[4]。然而，时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内外交困的社会心理学危机陡然而起，由美国主导的现代社会心理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从对看似客观中立且行思缜密的研究实践与理论建构的迷醉中幡然醒来，开始检点现代社会心理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基础上的缺失及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的纰漏，并积极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其中，一批以莫斯科维奇、泰弗尔（Tajfel H.）、特纳(John C Turner)、伊斯瑞尔（Israel J）与哈瑞（R Harre）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力图透析现代社会心理学所根植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揭示其实为美国社会文化之镜像的本质，以此来解构美国话语霸权，推动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开展。社会表征理论便是在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萌动待发的背景下生成与发展起来的。它是法国学者莫斯科维奇在切合本土社会文化现实，复归至本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传统理智线索寻求支持，并在借鉴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列维-布留尔（Lvy Bruhl Lucien）、皮亚杰（Jean Piaget）、维果斯基（Lev Vygotsky）等一批欧洲学者的学术构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欧洲版社会认知理论。作为一种能够有效地整合心理与社会的理论工具，社会表征理论对解构美国话语霸权，更有效地探研本土民众的心理与行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社会表征理论的源起及其内涵
追根溯源，社会表征理论主要是由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构念——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发展而来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从莫斯科维奇在其理论建构中的引证来看，列维-布留尔对原始社会集体表象的探讨及皮亚杰有关人类个体对外在世界认知表征的研究也对其深有影响。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赘述。迪尔凯姆作为社会科学的先驱性人物，终其一生执迷于探求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独特各异的个体如何能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他先是在著述《社会劳动分工论》中区分了两种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类型，即较为简易的基于社会文化同质性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与较为复杂的基于角色互补、相互承诺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5]。其后，他又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探讨了“团结”的根源。在其看来，“团结”根源于集体表征，即荷载有为某一社群或社会所共享的意义的符号。它既可以是理智的，也可以是情感的。这些符号化的“意象”或“方式”源自于人际互动，并获具了一种超个体性，从而构成了无所不包、社会建构的现实。此先在性、实存性的集体表征透过所谓潜移默化的理智过程，不仅强制性地规约了个体的思维、情感及行动，而且为数个世代的所有成员近乎同质化地所共享着[6]。总之，集体表征具有共享性、再生性、功能性及社会建构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在迪尔凯姆的构念中，集体表征虽是意蕴丰富，囊括了科学、意识形态、世界观以及宗教神话等理智形式，但其又呈现出颇为凝滞化的一面，即它作为一种先在的社会设置，具有稳固性、强制性的特点。
事实上，迪尔凯姆对集体表征的构念化与其学科认同不无关联。基于严格区隔心理学与社会学两学科，以确立社会学之独立学科地位的客观需要，迪尔凯姆力主两学科分疆而治，即认为心理学应以研究微观的个体心理现象（或个体表征）为其任务，社会学则应以研究宏观的社会现象（或社会表征）为其任务。那么，他又是如何诠释社会的复杂性及微观与宏观之间联结的呢？在这样一个认识论问题上，迪尔凯姆一反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坚持认为宏观社会规律的抽绎应有其认识论上的独立性，而不应化解到处在次层级的个体特性去寻求解释。换而言之，也就是说，集体表征虽是由个体现象突生而来，但并不能还原到个体心理层面进行解释。由此看来，迪尔凯姆所作的学科区隔似乎为现代社会心理学中心理与社会的两相割裂埋下了伏笔。
直至1961年，莫斯科维奇因感念于态度、刻板印象等现有社会心理学概念无力达成心理与社会的整合，而其他诸如意识形态、世界观等概念则又失之宽泛，无以解释社会知识的文化特异性，故才接续迪尔凯姆对集体表征的构念，在其著述《精神分析的公众表象》（1976年再版）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表征理论，并对之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其中既有理论探讨，也有相应的实证研究。在著述中，莫斯科维奇以“社会表征：一个失落的概念”作为首章的标题，寄托了其试图以社会表征理论的引入来达成心理与社会相整合的学术诉求。那么，何谓社会表征呢？莫斯科维奇将其界定作“某一社群所共享的价值观、观念及实践系统，它兼有两种功能，即其一是为个体在特定生活世界中的生存进行定向，另一则是提供可籍以进行社会交换及对生活世界与个体、群体历史进行明晰分类的符号，使人际沟通得以实现”[7]。在其看来，社会表征实质上是导源于日常生活人际互动过程的概念、话语及解释体系，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神话及信念系统，甚或现代版的常识[8]。事实上，莫斯科维奇对社会表征的界述与迪尔凯姆多有交叠，但相对于集体表征的静态化与同质化，莫斯科维奇更为强调表征在日趋异质化、权力去中心化的现代社会中所表现出的动态性及多样性，遂以社会表征将之取代。莫斯科维奇曾将其中作为限定词而存在的“社会”区分为三层含义：其一是表征构成共同的文化，界定了社群社会认同的符号边界（symbolic boundary）；其二是表征是社群籍由沟通与社会互动过程而建构起来的，也只有在社群互动中才能发挥其效用；其三是表征的内容及其具体形式深受历史、经济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9］。由此可见，社会表征中的“社会”并不是简单的共享之义。
透过莫斯科维奇对社会表征的诠解，可见其核心观点与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ctz）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颇有共通之处，即“个体通常习惯性地以一系列背景性预期为校验标准去理解世界，这些背景性预期会对他们的经验作出分类，使之变得可以理解。无论个体的日常生活看上去是否具体、明晰和自然，实际上，这些事实早已被建构出来了。背景性预期则是自出生即开始习得的，因而成为同一社会文化环境下的成员所共享的互为主体性的规范。它不仅具有社会性起源，而且由社会支持、控制、维系并制度化”［10］。不难看出，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与舒茨的背景性预期隐含有一共识，即对同一文化社群而言，社会共识构成了成员籍以理解其生活世界的认知框架。具体在实际运作中，它生成可基之进行预期的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es），或可以此为参照对事件、发生率及经验进行比较的认知锚定点（cognitive anchoring point）[11]。通俗而言，其功能也就在于将人、事、物放置于一种熟悉的类别脉络之中予以习俗化(conventionalize)。由上可见，同迪尔凯姆所讨论的那样，这些散布在本土民众日常互动中的社会共识具有四个方面的特性——共享性、再生性、功能性及社会建构性。此外，它本身还具有一种规范性，往往会在不为人觉察的情况下，将其影响加诸到我们的认识活动上，使日常世界显得“自然”而“真实”。基于以上对社会表征与背景性预期在构念上所作的比较，可推知莫斯科维奇的学术追索已上升至对人类生存本体的探寻，触及到了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论题。更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维奇还在其著述中深入探究了特定文化社群的社会表征因随新异社会事物的突现而与之碰撞，并发生重构的社会过程，从中揭示出社会表征在变革社会中的自我调适机制，由此超越了迪尔凯姆的集体表征及舒茨的背景性预期对人类生存本体所作的静态性诠解。
在莫斯科维奇看来，社会表征并不仅仅指一种特定的结构，其功能在于为社群提供可基之进行相互沟通与理解的常识理论(common-sense theories)，也指该结构赖以建构与转型的过程。莫斯科维奇对此过程的构念化与其对社会表征的共识形态（consensual universe）及科学话语的具体形态（reified universe）所作的区分紧密关联。这两种认识形态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生活空间，各自对应于不同的认知诉求，即科学旨在建构一个不为人的主观欲求所左右的客观世界图景，它遵循逻辑规则，主张通过实证检验来判别知识的真伪，而社会表征则关涉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共识理解，它能够激发与形塑社群的集体意识（或曰社会认同感），可用于解释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触手可及、让人为之关切的事物或事件，由此构成了“思维社会”（thinking society）的核心[12]。所谓“思维社会”其实是一种隐喻，意指社会既可以被想象成是一个经济或政治的系统，也可以被想象成是一个能够思维的系统。这是因为在同一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中，归属于同一文化社群的不同个体在社会行动上所表现出的共相，往往会使社群显现得极像单个人那样具有一定的思维力，尤其是在遭遇到新异事物或社会刺激时。简而言之，社会表征的共识形态作为一有着自身话语逻辑的认知系统，嵌含有一定的价值与观念体系，是对现实的发现与组织。其不同于科学话语的具体形态，对个体内外主客观两个世界并未作截然的区隔，也无需通过实证证实或证伪。它在日常生活中作为认知库存（cognitive stock）既是社会互动过程的对象，又是社会互动过程的结果，正如莫斯科维奇在其著述中所言[13]：
它们（社会表征）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彼此之间相互沟通、合并、吸引与排斥，当旧表征消逝时，新表征也随之被创生出来，…由人们所共享并由传统来强化，它构成了唯一的社会实体。当其起源越是为人们所遗忘，其约定成俗的本质越是被忽略，它就变得越来越稳固。表征总是逐渐地被实体化。
基于对现代社会心理学中各种理论的综合考量，莫斯科维奇认为社会表征作为一种理论工具能更有效地沟通心理与社会，切合人类生存本体，社会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应是探讨社会表征的起源、结构、内在动力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即探讨“思维社会”的本质。
此外，莫斯科维奇在吸纳皮亚杰的认知发生论与哥尔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中所隐含的主客体互为建构的辩证思想，以及巴特莱特在记忆研究中所揭示出的规律——既有心理结构形塑理解建构过程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表征的两种心理机制，即锚定（anchoring）与客体化（objectifying）。具体言之，前一机制是基于熟悉事物或社会刺激的既有认知库存，对新异事物或社会剌激予以分类和命名的过程，也就是以既有认知库存为基型（或基模）进行比较，将新异事物或社会刺激的突显特性类化到基型（或基模）中以寻求解释的过程。换而言之，所谓锚定也就是将新异事物或社会刺激划归到既有类别，转化为自身所熟悉的模式以使之熟悉化。这一过程不纯然是一种合乎逻辑而不失连贯的知识活动，它也是一种与社会态度有关的运作，即藉由分类与命名新异事物或社会刺激，我们不但可以认识与了解它，也可以对它予以正性或负性评价。后一机制则接续前一机制，将其内隐的抽象产物具体化为主观上自觉可见、可触、可控的“实存”现实。详而言之，社会表征作为动态过程，先是通过一种内在引导机制（inner-directed mechanism）将新异观念或事物置放于熟悉的类别脉络之下，赋予意义，进而给当前的社会行动指出初步的方向或权宜之计，而后再通过一种外在引导机制（other-directed mechanism）将相应的产物转化为具体而客观的常识实体，投放到外部世界，使其成为现有社会设置的一部分。
莫斯科维奇曾在其实证研究中透过问卷调查、访谈及对相关出版物的内容分析，展映了一个典型的社会表征过程——20世纪40-50年代精神分析作为一种革命性思潮广泛渗入到法国公众生活领域，与共产党、天主教及城市自由党三种社群不同意识形态模式相互接触、冲撞，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知识转型或社会表征重构。该研究发现，在因应精神分析挑战的社会过程中，三种社群的群体沟通形式及内容各不相同。时至最后，三种社群对精神分析的表征既非原样，也彼此各异。具体言之，同一社群在对精神分析进行诠释与宣传的过程中，固守于原有意识形态框架，倚重切合相应社会文化语境的话语，对之赋以意义，并归入特定的社会认知情感类别（socio-cognitive-affective category），而后将之转化为常识性实体。比如，共产党在宣传的过程中将精神分析置放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冲突的背景之下，将之刻板印象化为美国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加以拒斥，由此维系了群体社会认同。天主教则在传播的过程中将之锚定于其正统观念及宗教实践之下进行有选择地同化，从中滤除掉了不合辙的泛性论思想。相比之下，在散播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并无特定认同及组织结构的城市自由党则表现得较为随意，也较少审查与整饰传播内容。由上可见，社会表征过程共有三大要素，即表征主体、表征对象（具体实体或抽象概念）以及表征建构的社会背景（social milieus），它们彼此互为关联。当然，群体沟通也在整个动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概而言之，莫斯科维奇的学术关怀主要有两个面向，其一是社会文化的主体间性，即同一文化社群成员之间往往会共享有一定的观念、意象与知识，也就是有关特定客体的表征；另一则是社会认知的多相性或异质性，即不同社群对同一客体有着彼此各异的表征。这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现代社会心理学长时以来将文化从中抽离，转而视作恒常环境变量的研究定势，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认知互构互生的辩证性联系。那么，由此返观社会表征与美国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中的社会图式（social schemata）的区别，它们究竟又有何不同呢？尽管两者均关涉到为个体在其生活世界中进行定向提供支撑的认知结构，但两者却是基于不同的认识论架构。后者作为对现实的表征，仅发生于人们的头脑之中的，其所发生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已被剥离，而前者则是社群的协商性建构，其社会发生显明于构成社群之生活世界的言行中。一言以蔽之，社会表征理论的提出，着实挑战了心理与社会二元分割的认知简化主义，由此作为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主流话语的转向。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权利分布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相比于流动性较弱且较为同质化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发达的大众传媒在加速知识传播的同时，也使得愈来愈多的社群因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大规模的社会沟通，而卷入到知识的社会心理生产（psycho-social production）过程中去。其中一个典型现象便是科学术语向社会常识急遽转化，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各社群社会表征的建构与重构也愈来愈与宏大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动态的社会过程紧密关联起来，并从中或隐或显地折射出种种社会矛盾或冲突。在现代社会，新异社会事物的突现往往会引致“意义罅隙”，一系列旨在使之熟悉化，重建一种稳定感的社会表征过程往往会因之而起。从此意义上来说，社会表征理论对转型期社会背景下群体性的意义建构应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再者，相比于诸多现代社会心理学理论，创生于社会心理学危机背景之下的社会表征理论以其相对较少的文化局限性，与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更为贴合。归总以上两点，可认为社会表征理论是研究转型期社会背景下各种社会群体现象的重要且有效的理论工具，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深入发掘其应用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会表征理论的评述
社会表征理论作为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成果，自其提出起便颇受推崇。这就在于它强有力地突破了美国版社会认知的信息加工范式，以其更贴合人类生存本体的理论视角揭示了宏大社会背景下民众的社会认知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莫斯科维奇以其对社会共识或社会表征生成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及意义的社会建构性的强调，重返人文主义话语形态，借此解构了美国社会心理学话语霸权。纵观西方心理学发展史，人文主义话语与自然科学话语的斗争与冲突构成了整个西方心理学的主线索。这两种话语形态的分野实质上是两种科学精神上的对立，即人文主义思想与科学主义思想的对立。人文主义思想终因不敌科学主义思想而受到压制，一直未能摆脱被边缘化的境地。美国社会心理学可谓是自然科学话语形态的典范，它在相当程度上消泯了社会心理与行为的文化性、社会性及历史性，致使研究视野中的人被抽象化了。而与此相对的人文主义话语形态则首重一种根植于特定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的真实性，在此真实性特征下，个体的主体性、完整体以及社会交往中的话语关联性都未受到宰制[14]。社会表征理论对人文主义话语形态的倡扬，主要建基于一个辩证性的前设，即个体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其存在与认同均根植于一种集体性，并为社会所塑造。与此同时，他作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又有所贡献。这一前设的引入，无疑是开阔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思路。
尽管社会表征理论的创生应合了众多学者的学术吁求，并激起了他们就此深入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热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全然认同于该理论。事实上，确有一些学者对其提出了质疑与批评。Corina Voelklein 与 Caroline Howarth就曾对此进行了文献梳理，将学界对社会表征理论的批评概括为如下四个主要方面，即理论的模糊性（theoretical ambiguities）、社会决定论（socially deterministic）、认知简化主义（cognitive reductionism）、缺乏批判性（lack of a critical agenda）[15]。当然，前三种批评多有误读之嫌，但第四种批评却颇具建设性，社会表征理论本身就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缺陷，即其因偏重社会表征的内容与结构，而忽视了社会表征的功能及其丰富的社会意涵。在现实生活中，表征往往不是中立的，而是与各种权利关系纠葛在一起的，比如霍尔斯（Howarth, C.）曾在其研究中发现，在学校拒斥（school exclusion）的背景下，权势群体的表征中往往充斥着意识形态权利（ideological power）以使其主导地位合理化，不平等的权利结构系统也由此得以维系下去[16]。除此之外，社会表征理论另有一不足之处，也就是其尤为关注社会文化的主体间性，却未触及个体层面动态化、多样化的认知过程，诸如个体如何基于共享认知库存进行自我定位（self-positions）之类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求。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这一不足之处正成为实证研究的着力点之一。任何理论在创生之初，都不免会有一些粗疏之处，社会表征理论自然也不例外。但也正是理论的粗疏，才引发热烈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而这些学术努力又必然会推动理论的进一步精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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