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在我的理解中，首先，它指的是文学的演化过程，或一种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过程中，各种文学主张、流派、力量在冲突、渗透、消长的复杂关系中，“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到了50年代，成为中国大陆惟一的文学事实。也厅搭就是说，“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文学规范……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的‘体制化’，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第4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其次，“一体化”指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这包括文学机构，文学团体，文学报刊，文学写作、出版、传播、阅读，文学的评价等环节的性质和特征。显然，这一时期，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可观的成效。第三，“一体化”所指称的再一方面，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这涉及作品的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文学各文类在艺术方法上的趋同化的倾向。在这一涵义上，“一体化”与文学历史曾有过的“多样化”，和我们所理想的是“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构成正相对立的状态。
“一体化”的概括虽说是能成立的，能较准确揭示这一时期文学格局的特征，但对这一词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也就是说，这一判断的出现，不是表示对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结束。事实上，对50至70年代文学的研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未真正展开。正像“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权力话语”、“国家叙事文本”等目前广泛使用的概念一样，它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描述，在一些情况下是相当有效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效果又是有迅蠢限的。特别是当它们正在演化为现成的套语时，对于这些词语的过度信赖，正在成为对现象缺乏更具体、更深入把握的征象。在文学史研究上，一种恰当的概括性描述的做出，总是基于研究者对具体现象的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是研究取得进展的表现。一旦这种描述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又会反转来阻碍对文学状况和这种状况的生成过程的复杂性的进一步探究。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更为重要的还有，对于“一体化”这一描述和判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它的作出的理论依据和确立的视角，也要有清醒的态度；即既看到这一描述对现象所显示的穿透力，同时也意识到它存在的限度，它对另外一些现象和问题可能造成的“遮蔽”，而不把这一方法和视角，无限制地延伸和扩张。亩伏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