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首，建都于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宋教仁起草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1912年3月11日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开始施行，于1914年5月1日因《中华民国约法》（袁世凯的法律）的公布而被取代，1916年6月29日为大总统黎元洪所恢复。1917年9月10日以广东为基地建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展开护法运动，所护者即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尽管未能提出反帝的革命任务，也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反封建纲领。但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其精髓在于它通过立法程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组织形式．以及人民的民主权利。其实践意义在于在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以法治国的先河。其思想启蒙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人民的觉醒，鼓舞人民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其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于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为以后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其宪法意义在于实现了宪政原则。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揖美追欧’的结果．也是‘五·四’以前八十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而取得的最富深远意义的结果。
《临时约法》并非各政治派别、各阶层、各阶级基于民主、共和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产物。首先，同盟会内部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存在分歧，体现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总统制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内阁制两种主张。《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用的是总统制，而事实上，在制订约法的过程中，鉴于当时南北和谈已成定局，袁世凯必将就任总统的现实，《临时约法》最后关于政体的设计临时改弦易辙，既规定了总统的各项实际权力，又极尽可能地赋予参议院和国务员各种广泛的权力和实际的责任，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使得行政权力的划分极其混乱，成为一种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特殊的体制，表现出典型的因人设法的工具主义倾向，而不是一种成熟、稳定的政治理念的实践。其次，在《临时约法》的制订机关南京临时参议院的43名参议员中，同盟会会员33人，立宪派仅8人，没有代表最强势政治集团的北洋军阀势力的袁世凯的代表。这种结构虽然保证了约法内容上的先进性，但很难保证各政治派别对约法的一致认同和遵守。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正在发生变革，但主要仍限于统治阶层内部”，《临时约法》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并没有形成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价值观念，广大农村对民主、共和的观念还非常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