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地，听到很多抚州老乡用骄傲地语言说出：“我是来自才子之乡的临川”时，我却自感心虚，如今抚州临川的才子有多少，我不敢恭维，现在也只能沾下祖先的光。 在很多人的眼中，一说起才子之乡，就想起王安石，汤显祖临川四梦，临川给人感觉就文学人才多。其实不然。 在古代抚州除了文学在历史上有辉煌的一笔外，还曾经是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论及当时的商业之盛，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曾经感慨：“作客（外出经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 抚州，王安石的故乡，素享“才子之乡”的美誉。晏殊、晏几道、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李觏、危素、罗汝芳、汤显祖、谭纶，一个个光耀华夏的名字，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宋明时期，这里不但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昌盛之地，也是商业繁荣之所。 抚州商人是江右商帮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占十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至城市止。既而察之土府、土州，不能自致有司者，乡村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明朝抚州人艾南英曾自豪地说：追随太阳的雁尚且不能到达的地方，我家乡的人却在那里形成聚落（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 王士性的记载绝非虚言。在云南普洱的茶马古道上，至今仍矗立着十几座商帮的会馆，万寿宫即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这座万寿宫中，除了供江西籍商人共用的主楼外，还单独兴建了一座供抚州商人用的辅楼，名字就叫“抚州阁”。仿佛这样还不能完全显示抚州商人的特殊地位，就在万寿宫旁五十米处，还另外建有一座“抚州会馆”。 在抚州乐安县，有一个被誉为“千古一村”的流坑村。在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村落里，仅两宋时期就出了24名进士，其中有两个是状元，更有一门同科五进士的“五子登科”佳话。而真正成就流坑村辉煌的，则是竹木商贸。 自明代中期以后，流坑村的科举逐渐式微，但以竹木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流坑人从周边贩运竹木至赣江沿岸及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常州等地销售。竹木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让流坑村再一次繁荣兴盛起来。 流坑村是一个缩影，在古代的抚州，儒与商，就这样矛盾而协调地对立统一着。 从小在抚州生长的王安石，家乡的商业繁荣，对其变法思想的形成，不可能没有影响。事实上，王安石与江右商帮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与王安石同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的曾巩，曾在其家乡抚州南丰县重修万寿宫，为此，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重修许旌阳祠记》。 关于新法，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辩论。王安石认为，启用新法，善于理财，可以在不增加百姓捐税的基础上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则不相信这一点，认为天下不可能这么好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是要将财富从老百姓手上巧取豪夺充入国库。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早已证明，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如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等。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中，也有很多类似的高明之法。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安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日后，就在司马光的家乡山西，晋商们正是以金融业垄断而扬名的。不知道司马光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从王安石变法的商业思想启蒙地到沦落为今天的“老区”，从国内兴起的第一个商帮到今天江西商人在国内大都藉藉无名，从明朝中叶至今，江西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蜕变过程？ 铁路兴起后改变了过去水运为主的交通格局，江西不再是重要的物流通道；口岸通商，商业贸易的重点逐渐由内陆转到沿海。无可否认，这些客观因素都是导致江西经济逐渐变得落后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并不致于使当地人的商业精神丧失。 当今商业思维最为活跃的潮汕、温州，都不是什么交通要地，其交通便利程度，比之今日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所不如。这两个地方虽然都是沿海，但均不是重要的外贸口岸。可以说，潮汕、温州人的唯一所长，就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商业精神。而驱动他们这种商业精神的根本动力，还是前面提到的“人稠地狭”，“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 江右商帮从明朝中后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并最终式微，关键也在于此。从北宋至元，江西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地少人多的自然环境，逼迫着江西人走上了商贾之路。但就在元末至明朝中期，江西却发生了近千万的人口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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