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趋势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世纪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来这种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2%，2014年达到2.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将高于3%。
不过整体来看，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欧盟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资金外流、商品/能源价格下跌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未来美联储加息等将会进一步收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空间，增加其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这些都意味着全球增长格局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此外，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基本金属价格等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各种工业制成品、生活日用品等价格相应疲软。
第二，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剧烈变化，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主要从事低端环节。“十三五”我国制造业如何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这对作为全球制造大国的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第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低成本国家工业化使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双重挤压的形势更加严峻。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持续降低，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政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低成本的初始禀赋条件，以代工方式与国际经济接轨，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将面临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国家双重竞争压力。
第四，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规则酝酿新变化，全球化进程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一体化的推进，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正发生新变化。
第五，大宗商品价格将可能维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也给我国带来了收入的相对增加。能源领域，主要是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推动了美国的能源自立，其对中东地区的原油依赖进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东的油气资源走向欧洲市场，挤压了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也导致了原油价格的暴跌。原油价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资源领域，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国需求减弱影响，以及传统资源大国希望通过资源出口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尽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影响，价格下跌明显。自2014年以来，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平均跌幅超过15%。这种趋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段时期，将增大“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同时为我国带来了成本节约的红利效应，提高我国的相对收入。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
第一，我国将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我国在2000年左右，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2010左右实现了由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不过，无论是按照汇率法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我国人均GNI在世界银行所列举的200多个国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数据），仍处于欠发达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高收入社会的到来，人民群众的需求将更高、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对政府服务、对生态环境将更加关注。如何满足这些日益增长多样化的更高需求，将是我国“十三”时期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二，我国经济处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经济更是以高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特别是供给约束强化及房地产等长期需求峰值的到来，我国经济正步入增速换档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2%，其后逐渐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7.7%和7.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不仅难以实现两位数增长，就是实现较高的个位数增长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增长速度的下滑将有可能加剧财政金融的风险，短期内还会加大结构性的就业压力。
第三，依靠工业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工业化成就突出，逐步确立了工业的主导地位。然而，2006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开始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3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未来许多工业品产量都将陆续达到峰值，工业规模继续扩张的空间将不断收窄。如果继续采取数量扩展的增长模式，将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导致投资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实现产业转型的任务更加紧迫，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规模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第四，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将逐步削弱。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较低长期以来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然而，随着21世纪初以来我国人口增长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新阶段，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尽管我国仍属于劳动力总量大国，但是近些年来劳动力总量的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之相伴的是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涨。“十三五”时期仍将继续保持这种趋势，而且可能呈现加剧态势。这将削弱我国劳动力数量优势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我国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第五，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较大拉动作用将难以重现，经济增长面临需求约束将不断强化。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货物和服务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占GDP总量的比重达到3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增速明显放慢，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于20%的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增长，增速甚至低于GDP增长速度。展望“十三五”时期，一方面，从长周期来看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低速增长时期；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汇率的升值，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外部需求动力将在较长时期内呈现较弱的状态，这也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需求约束更加强化，更加需要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第六，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但是维持中高增速仍然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产能过剩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传统产业中钢铁、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如光伏行业也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目前，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达到95%。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很多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可能不是短期产能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即供给已经达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镇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据估计长期需求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2015年左右将达到峰值；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而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刘世锦，2013）。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产能过剩仍将存在，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与此同时，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实现有效投资是我国必须解决重要问题。
第七，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仍显滞后。从区域发展来看，2004年前后，我国区域差距开始出现缩小态势，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反映区域相对差距的人均GDP对数标准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间呈现下降态势，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0.215。尽管我国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是我国劳动力、资本、商品等跨区域流动仍面临各种障碍，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约了我国区域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第八，发展可持续性面临多重挑战。从可贸易的资源来看，原油、原煤等消费量的绝对规模和在世界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从不可贸易的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水资源来看，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严峻。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土壤超标点位的数量占调查点位总数量的比例）为16.1%，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2.7%，重金属等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而在水污染方面，仅考虑传统三项污染物，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评价，2013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达标比例仅为60.7%。“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仍较面临较大环境污染压力。
